作为一名乡村小学的班主任，周敏感觉自己的角色越来越像一个“数据统计员”和“行政办事员”。

新学期刚开学一周，她接到的上级通知就超过20项：要求家长下载反诈APP并截图接龙、统计学生上下学交通工具、完成“禁毒知识”网络答题（学生人手一份，正确率需100%）、组织收看“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”并拍照上传……“每一项都限时完成，每一项都与班级考核挂钩，完不成就会被通报。”周敏说。

一所县城中学的校长陈立华，手机里的工作群常年保持在30个以上。“安监的、消防的、卫健的、食药监的、文明办的、妇联的……各个部门都可以给我们发通知、下任务。”据他统计，学校每年收到的各类非教育教学直接相关的文件、通知超过400份，“这还不包括那些通过电话、微信临时布置的。”

据记者在多所中小学走访了解，基层教师承接的非教学任务可谓“五花八门”：从各类“进校园”宣传（反诈、禁毒、垃圾分类、防溺水、消防安全），到各种APP推广、公众号关注、网络答题、投票点赞；从各类家庭情况摸底排查，到迎接各种督查检查考核所需的填表造册、拍照留痕、档案整理……

“最夸张的一年，光应付‘进校园’活动就占用了近两个月的课时”

陈立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：上学期，学校共承接了8个部门牵头的13项“进校园”活动，每个活动至少需要安排一次主题班会、一次全校动员、一次材料报送，部分活动还要求制作展板、悬挂横幅、录制视频。“这些都要占用人力和课时，最终压到班主任身上。”

在北方一所乡镇中心小学，教师刘芳每两周就要督促班上40多个孩子的家长完成“安全平台”的学习任务，并截图上报。“系统会自动排名，排名靠后的班级，班主任会被约谈。”为了不落人后，刘芳不得不挨个给不配合的家长打电话，“有的家长直接挂断，有的说‘烦不烦’，我也很无奈。”

更令刘芳难以接受的是，一些任务明明要求“家长自主完成”，但实际执行中却变成了“教师代劳”。“比如网络答题，家长嫌麻烦，我就得登录学生的账号替他们答。有时候一个答题任务下来，我要花整整两天时间，坐在电脑前一个一个‘刷’完。”

“这不是教育的问题，这是形式主义在学校的投射”

华中某师范大学的一位教育学者在多地调研后发现，学校之所以成为行政任务的“集散地”，原因并不复杂：第一，学校组织化程度高，执行力强；第二，学生背后连接着千万家庭，覆盖社会面广。“通过学校布置任务，成本最低、见效最快。”

然而，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。

“教师的主要精力被大量挤占。”这位学者指出，他调研的学校中，不少教师反映“真正用于备课、教研、批改作业、个别辅导的时间，不到工作总时间的一半”。“教学变成了‘副业’，应付检查、填表留痕反而成了‘主业’。”

李镇西，一位从教四十余年的老教育工作者，对此感触颇深。他曾在2017年开展过一项覆盖全国近2800名教师的调查，结果显示：超过半数的教师没有足够时间进行基本教学准备，80%以上的教师没有足够时间开展教育教学研究。

“教师不怕苦不怕累，怕的是无效、无意义的苦和累。”李镇西说，“当教师的本职工作被非教学任务占去一大半时，牺牲的不仅是时间，更是对教师这一职业的认同感和成就感。”

“最能让我心安的，就是站上讲台的那一刻”

周敏教语文，同时担任班主任。她说，自己从小就梦想当一名老师，“真正站在讲台上，看着孩子们的眼睛，给他们讲课文、讲道理，那种感觉特别踏实、特别治愈。”

但这种感觉越来越稀缺了。

最近，为了迎接一项创建工作的检查，周敏已经连续两周没有完整备过一节课了。她的时间被切割成无数碎片：填表格、写总结、整理档案材料、参加迎检会、陪同检查组走流程……“回到家已经精疲力尽，根本没有心思再去琢磨第二天的课怎么上。”

更让她感到无奈的是“痕迹管理”的泛滥。谈心谈话要写记录、家访要拍照留痕、班会要录视频、活动要写简报……“好像工作不是做给学生看的，而是做给检查组看的。”

“把宁静还给学校，把时间还给教师”

事实上，为教师减负并非没有政策依据。

早在2019年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《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》，明确提出要“减少对中小学校和教师不必要的干扰”，“把宁静还给学校，把时间还给教师”。

2022年，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再次发文，要求各地遏制形式主义向学校转移的趋势，杜绝行政任务向校园转嫁的做法。

在一些地方，减负正在落地。有的地区建立了“进校园”活动审批制度，严控总量；有的地区叫停了与教学无关的点赞、投票、刷分任务；有的地区将教师从非教学事务中解放出来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。

“我希望有一天，我可以安安静静地备课，心无旁骛地上课，理直气壮地教书育人。”周敏说，“这是一个老师最朴素、也最迫切的愿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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